七十年代最好的香港诗人:癌石(上)

七十年代最好的香港诗人:癌石(上)

开始之前,还望读者诸君先参阅拙文〈超越时代的诗作──读癌石:〈警察〉〉,切记切记。诗人廖伟棠谓「反抗者不能落入被反抗者的逻辑,反抗的诗不使用被反抗者的粗暴语言」,并言〈警察〉一诗很差。我一直非常敬重伟棠。但他未有进一步详细解释其论点,我亦不宜妄自猜度。然其好意,溢于言表。另外,论者邓小桦则谓拙文完全胡来,每段皆有错误之处,完全不能看,不值得回应,认为〈警察〉一诗只是纯然的情感宣洩。惟她未有详细讲解其论点,只着吾多多反省。鄙人深自反省过后,乃豁然开悟,欲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诗人,除了不能谩骂叫嚣,更在于不能有负自己所嚮往的美学追求,贯彻为之,一往无前。遂决定再写一篇文章:〈70年代最好的香港诗人:癌石〉。

那幺,我们且从1971年4月16日癌石于《中国学生周报》(第978期)刊登的文章讲起。文章题为〈癌石说:新诗的出路像抽水马桶〉[1],是回应古苍梧〈新诗的出路〉一文。古苍梧当时正参加爱荷华作家交流,而癌石则是中学生,刚于1970年发表第一首诗作,二人身份地位可谓悬殊。〈新诗的出路像抽水马桶〉一文展现了癌石所崇尚的诗观,可谓重要。古苍梧于〈新诗的出路〉中提出新诗已经变得「贵族化」,诗人只是在「精神自渎」,徒然追求「现代观念」。他提出诗人可考虑将新诗加入表演元素,以演唱方式朗诵诗作,甚至可以加入表演团,运用「百老滙音乐剧的表演方法」。还不止,更可参考哑剧的表演技巧,「再加上灯光和其他声响效果」。这各种方法,古苍梧称之为「诗表演」。〈新诗的出路〉是意图将不同的表演元素加进诗歌,提高诗歌的娱乐性,希望将诗歌带回民间。但古苍梧所指出的出路只是从朗诵方面入手,对于「写甚幺」,「怎幺写」,他并无提出想法。

〈新诗的出路像抽水马桶〉是非常有个性的散文,以凌厉的语言展示了激越的诗观。癌石于文中亦同意新诗只是自渎。但他的说法比古苍梧更为具体。劈头一句便是「新诗的出路像一个抽水马桶,新诗的产生就像大便加上自渎。这些骯髒而骯髒的东西,通过一条暗暗的排泄管子,汇合了别人的排泄物一起冲到死海。」这样去形容诗歌,岂止是惊世骇俗,根本是一人独战诗坛左中右老中青。「出路」一词来自古苍梧,癌石将其连繫到「抽水马桶」,无异是说新诗不过是便溺而已。癌石形容新诗,左一句「贫血症」,右一句「新诗这婊子」,用词粗野尖锐,同一个意思,激进之处,古苍梧实难项其背。癌石对新诗的深痛恶绝,建基于不少诗歌毫无改变社会现实的功用。其言谓:

我总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年代还停留在「诗」这年代实在太腐败了。在街上放「菠萝」真的假的都比躲在房里,摸着一枝笔,对着一张纸,然后挤一点东西出来这玩意儿强得多。

「菠萝」是土製炸弹,六七暴动期间,左派示威者,经常于香港市面放置土製炸弹。换句话说,他不满的是诗歌无法改变政治现实。诗歌顶多只能做到表达作者愁怨哀乐,等而下之,就只是自渎。然而,一首诗无法改变社会,这个责任不在诗歌。诗歌并没有义务要改变政治现实。那只属于诗歌的额外作用。而且诗歌要有改变政治现实的能力,首先需要有大量读者。其次,读者要能对诗歌同情共感,诗歌乃能改变人心。因此,不是诗歌追不上民众,而是民智和读者的审美品味追不上诗歌,仅此而已。

诗是无能者的东西,诗是无能的东西。生活在实实在的血肉里,才是一
   种生命。生命是一种新鲜的肉食,街市有得卖。

[……]

如果文学不是粮食,要它有屁用!

由此可见,癌石所关注的不止在于诗歌无法忠实地反映生活。「粮食」是人类赖以维生的必需品。所谓「文学不是粮食」,就是指文学并非人类生存的必需品。与其花费心力在此等旁枝末节,不如想想怎样餵饱穷苦大众。因此癌石在文中所展现的除了是癌石的诗观,是其所偏好的用词,更显示了癌石是一个极为重视实用性与物质基础的诗人。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,重视反映社会现实,而相对轻视诗歌的抒情作用。他甚至说:「对于新诗我已经忍无可忍了。」

那幺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作者自述,断言癌石的诗作就是对物质的追求,就是摒弃一切文艺理论、就是为了改变社会而放弃「诗言志」──这种诗歌最原始基本的抒情功能呢?大错特错。作者自述,或者作者对其作品的评价,很多时反而和作品背道而驰。像卡夫卡甚至在临终前让友人一把火烧掉所有手稿。假如作者自述是最高权威,我们就要将卡夫卡所有作品烧掉,那真是愚眛至极。虽然在书信来往中,癌石谓自己确实贯彻自我,一把火将自己的日记和作品手稿烧掉。对于新诗,尤其是自己的新诗,他确然「忍无可忍」。然而他的诗作其实比他想像中好得实在太多。因为癌石的诗作,与其自述正好相反。其诗极为抒情,个性鲜明之余,又能击中社会现实。他总是带着强烈的自省,挥舞着尖锐狂暴的语言,用最前衞的思考写诗。他既重视诗歌、社会的实用性,更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。我要再进一步地说,在回应社会时政言之,他就是七十年代最好的诗人。

癌石的重要性,首先体现在他总是以最前衞激烈的语言个性,处理不同的题材。无论是对社会的批判、爱情、甚至对诗和诗人的自省,皆是极具匠心,当中又以对政治社会的批判至为出色,故本文将就政治此一方面以论。而要理解这个判断,首先要看癌石之前的香港诗人究竟是如何处理对社会政治的判批。

何达:〈签名〉(节录)

一个海军船坞的工友
站在我面前,
向我讲一个令人愤激的故事。
[……]

他手里拿着一张纸,
等待我的签名

[……]

我看见我的名字,
从名字的行列里,
像一个士兵,
在一个纵队里
前进,
支持
海军船坞工友的
正义的斗争

1958年2月5日

〈签名〉是写作者透过签名支持工人运动。何达是否有进行其他支援工作,并不影响我们如何判其语言高低。此诗语言其实颇为直白,可谓非常散文化。败笔之处在于,最后硬塞三句极为口号而空洞的句子,突兀非常。进一步以言,签名运动对工运而言只是一小步,以之比喻为士兵,未免过于理想化一个签名。何达真诚而庄重,惟全诗流于陈述,难称佳作。

崑南:〈旗向〉(节录)

起来(不愿做奴隶的人们)
噫        花天兮花天兮

TO WHOM IT MAY CONCERN
This is to certify that
阁下诚卡片者            股票者
毕生掷毫于忘寝的文字
与气候寒暄(公曆年月日星期)
「诘旦Luckie参与赛事」
电话器之近安与咖啡或茶
成阁下之材料──飞黄腾踏之材料

敬启者            阁下梦梦中国乎
汝之肌革黄乎            眼瞳黑乎

──〈好望角〉第六期,1963年5月20日

〈旗向〉一诗,崑南将公文语言,英文,文言,白话,全部糅合为一,其语言前衞非常。以文言句式判批社会耽于股票经商,所思所想惟金钱利益,飞黄腾踏。所谓「梦中国乎」、「肌革黄乎」、「眼瞳黑乎」就是质问对方,你既然黄皮肤,黑眼睛,你是中国人吗?既是中国人,何故甘心于殖民社会里争名逐利?何故毫无家国之心。在1963年,其语言确然非常前衞。但其根本依然以国族为思考,对于建立香港本土的意识,尚未触及。而且以现今的目光,将黄皮肤黑眼睛作为国族象徵,这种推论甚为粗糙,经不起再三质问,亦是非常笼统而危险的民族意识。君不见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越南、台湾,其国民也大部份都是黄皮肤黑眼睛,难道他们都是中国人?而更关键处在于,此诗因其糅合多种语言,文白英语,公文诗句,各种语感庞杂交缠,诘屈聱牙,在朗诵上其实极为困难。

江诗吕:〈苦力〉(节录)

总是汗和酒
于一压之后
肌肉势须窀起
然后哎哟哟啊哎哟哟
那是歌那不是歌
哎唷唷唉唷唷
哎唷唷唉唷唷

──〈中国学生周报〉第689期,1965年10月1日

江诗吕:〈苦力〉,无甚可观,徒然堆砌拟声词。值得留意之处在于,它展示了一般诗人处理社会对基层压搾,最容易落入的毛病。只能达到直陈其事,极欲描写其苦,却沦为泛泛之辞。

古苍梧:〈生命的密度〉

伸臂向城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欲拨开侷促的文明
伸向更远
拨开那野蛮的障碍
去豪饮扬子江水
去驰骋塞北草原
摄泰山日出于瞳孔
录江南丝竹于听觉
并临照            大明湖里的千佛

把自己根植于中原的黄土
让背负了整个中国历史之山川林泽
默默流入血脉⋯⋯

──〈风格诗页〉第1期,1966年11月

古苍梧:〈生命的密度〉,在语言上与崑南近似。大量运用古典句式。其文化认同乃是古典中国。「大明湖」、「泰山」、「扬子江」,其想法是以古典文化,抗衡城市对人的压迫。这全部都是中国的文化胜地,但这种修辞明显与香港「本土」甚有距离。

总括以言,癌石之前的诗人,当他们批判社会政治,较为平庸的诗人,要幺沦为空疏口号,不然就是跌入陈套惯性的描写。重要诗人,有其一己风格,或创新或继承,却仍不免囿于历史时局,陷于民族主义,或是步武古典传统,未见本土意识。展现本土意识对诗人非常重要。这代表诗人真真正正以此为根,对此地的人事景物,历史未来,自然会有更多更深的思考和关切。而以民族主义配合古典传统为根,则容易将香港视为跟随内地大势而走的附庸,永远只是中心与边陲的关係。人们的本土意识越强烈,本土的政治社会才能更容易催生改革。而癌石〈警察〉一诗于发表于1971年2月1日,无论在语言、发言位置、思想皆可谓超越前人。

首先是语言,当六十年代的诗人们尚处于以新诗继承古典传统,或是致力于吸收西方文学,癌石早已经撇开了这个包袱。其语言直指当下社会的激烈矛盾,对于警察滥用警权,癌石在〈警察〉的回应是:

杂差房个班契弟
总有一天我要冒死冲进去
将他们的龟头剪掉

[……]

「你头髮太多太长!」十几个市民的公僕在打主人
「我话你裤档里下面那条东西的毛还要多还要长!」

以口语入诗,批判社会时事,癌石不是第一人。符公望:〈黄肿脚〉发表于1946年12月29日,全诗率用口语。「香港咁多人/多到咁巴闭/点解重拖男带女密密咁嚟/唔知内地又试搞乜鬼/呢只黄肿脚真係不消蹄」,反映出香港地少人多,历隔多代,却又神奇地呼应香港现今人口过度膨胀,审核移民的权利被内地政府所操控。而且早于1946年即以口语入诗,其价值固然是不可抺杀。惟语言鄙陋无文,一味着眼于俚语俗语,只能称为诗歌材料,而不能称之为诗,其史料价值或比艺术价值更高。相比之下,癌石的〈警察〉在书面语和口语的比例分调得宜,缓急有致。全诗廿六句,只有三句夹用口语。然而每用口语必为情感极强之处。癌石被警察滥用私刑,于是他便说要将警察的「龟头」剪掉,再如忆述被警察困在杂差房内毒打,因而反唇相讥,凡此种种皆是情感极为高昂,运用口语,乃有其不得不用之意。如此一来口语便有其必然性。加上其口语并非单纯的口语,而是极为愤恨的咒骂,比起符公望通篇俱用口语却又情感平淡,反而更为亮眼。而更重要的是,〈警察〉是一首极为适合朗诵的诗。适合朗诵的诗歌一般情感强烈,语言上相对简单,而且诗歌结构一目了然。因为朗诵是一件转瞬即逝的事,过多隐喻,或者句式与一般惯用的书面语、口语差距太大,就会阻碍了读者理解。像崑南的〈旗向〉,语言中英夹杂,书面、公文、文言,兼而有之,这是才气,但同时亦令全诗变成「案头诗」,只能放在案头读,而不适合朗诵。另一个极端是譬如江诗吕〈苦力〉、何达〈签名〉、古苍梧〈生命的密度〉,语言是简单直接了,偏是语言陈套浮浅又或过于散文化甚至流于口号,就算再适合朗诵,亦是枉然。因此适合朗诵的诗,又能避免过于散文化,当中的拿捏,就是诗艺所在。而癌石这首诗其实亦有散文化的倾向。但他的诗人气性补足了或者说很好地掩盖了这个问题。因为在他又要杀警、又要剪龟头之下,读者听众很容易就被他强烈感情和惊世骇俗的宣言所吸引,这正正就是适合朗诵的诗歌所需要的强烈感情。再加上恰如上文所言,其诗只在激动处动用口语,朗诵之时乃有喷薄之效。适时的口语结合含冤受屈,宁死不屈的抗争,语言内容完美配合,诗人才气魅力,皆在此矣。另外,用口语入诗,可以是用口语形容家常琐碎,可以是形容超越日常、极为逼切的激动感情。〈警察〉一诗,属于以口语抒发极为逼切的激动感情。而且这种口语更是配合了极为吸引的抗争情节。这种诗歌朗诵起来,如同讲述一个极为不凡的故事。荷马史诗《伊利亚德》讲述特洛伊战争,就正正是以强烈的感情讲述人类英雄和希腊诸神之间的斗争。只是《伊利亚德》的情节更曲折,而语言也有更多连篇累牍的比喻。而这样也令到《伊利亚德》绝对不可能一口气朗诵完毕。而〈警察〉的情节、篇幅却长短得宜,既不拖迤,兼之节奏明快。〈警察〉在各方面可谓都达到互相配合,相得益彰的境界。

然后是诗人所站的发言位置。1940年,何浧江〈在某机器锯木厂里〉:「营养不足的脸,青白,劳倦,哼唷的帮腔。/一天的工作做够十小时,血汗的价钱衹得五毫钱,/还要扣毫六仙,吃午晚两餐。」这是报告式、陈述式的诗句,直陈其事,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,如实告知读者,商人如何剥削基层,难成佳作。1958年何达〈签名〉,将自己的签名看成军队其中一个士兵。在工运之中,无论他如何庄严地看待自己的诗和签名,对于推进工运,却未必真有助益。1965年,江诗吕〈苦力〉亦属同样毛病。然而癌石的特别之处在于,〈警察〉甫一开始,诗人癌石已经投身于抗争运动之中。因此他才会被警察关进「杂差房」毒打。癌石的发言位置,并不是知识份子居高临下地向抗争运动的群众解释理念。他也不是站在局外向人解释基层如何受到压迫,基层的局面如何严峻。他在抗争运动中,既不以指导者自居,亦不自觉有愧于基层。他并不如一般诗人们的身处局外,戮力以文学诗歌宣传教育。因为癌石已经在抗争运动里面。他在诗里全盘否定殖民政府的教育理念、警权、民间崇拜、甚至乎挑战殖民宗主国。他不归顺于殖民政府,不向传统上的文化中国求助,不乞怜于内地的共产政权,他直接全盘否定政治,展示出无政府主义的诗人个性,这就注定了他的政治取态远远抛离了前行者和同代人。

至为关键处,在于癌石的作品所展现的思考,循此可以发现癌石既重视诗歌、社会的实用性,更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。且看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(Peter Kropotkin)和巴枯宁(Mikhail Bakunin)的作品,以此参照癌石作品,当能对癌石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
七十年代最好的香港诗人:癌石(下)

注释

[1] 文章标题可能为编辑自拟。〈癌石说:新诗的出路像抽水马桶〉下称〈新诗的出路像抽水马桶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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